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会有不少人冻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够购买燃料逃脱冻死的厄运,那也不过是让死神稍微动作慢点罢了,这些工人们在纺织作坊里工作,充当挡车工、织布工和纺纱工,他们没有工会保护,也没有任何劳资议价权,只能领到堪堪维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为了得到这些薪水,他们每天付出的代价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一个月顶多也只能休息一两天。
在这种“磨损”,这些工人们的生命出奇得短暂,往往三十岁左右就会结束他们的一生。
繁重的劳动、贫穷而且绝望的处境宛如沼泽,吞噬了生命,而且毫无挣脱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战争最危险的时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这种和平的贫穷时光。
当然,这绝不是里昂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法国一国的问题,整个欧洲在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都出现着“城市里拥挤着大量赤贫阶级”的问题。
面对着这种悲惨的景象,西欧的政治家们都为之忧心忡忡,不过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并不是如何挽救他们的悲惨生活,而是担心这些陷于赤贫的劳动阶级起而造反并且推翻现行秩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最终形成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严刑峻法,通过极为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底层,穷人稍有犯罪就会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国人还在1834年通过了《新济贫法》,将寻求社会救济的穷人塞进劳动教养院隔离,用繁重的劳动来防止他们“危害社会”。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扩张殖民地,然后将他们眼中“多余”的贫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当中。这个年代的“开拓殖民”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气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于管理,所以这种强制移民的死亡率极高,不过对政府来说这反正都一样,只要自己面临的压力减轻了就行。
相对于冷酷无情的政治家们,一些社会活动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荡尽家财建立社区,希望以自己的方法来带动赤贫阶级,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不过他们大多数人的努力都失败了,被当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而另外一个英国人马尔萨斯则直接很多,他认为人口过度繁衍会挤占社会资源造成饥荒,而他的支持者们则更进一步,认为赤贫阶级的无限繁衍会带来“过剩人口”,进而摧毁社会秩序,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底层节育。
总之,在这个生产力开始飞跃、现代道德却还没有成型的年代,社会文化对底层冷酷无情,哪怕一个人因为贫苦因而冻饿致死也会被视作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为了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救济,在陷入赤贫的劳工阶层当中,宗教热情反而重新高涨了起来,因为教会多多少少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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