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研究室主任、少帅的高参和文胆，够臭屁了吧？

　　孙烈臣已经“淡出江湖”很久了，连张汉卿都不舍得劳累他。这位本该在去年就因病离世的奉系元老，在张汉卿的倍加关照下，竟然很幸运地走过这道鬼门关。因为只挂了军委副主席的“虚职”，他每天只是看看内参，顶多在十分重大的场合露露脸而已，所以将养的还不错。

　　于一凡因为经常看望他，一老一少祖孙俩关系好得很，后来突然有一天，孙烈臣动起了认她为义女的主意。张作相还和他开玩笑：于一凡的姑姑于凤至是自己的义女，这样一来，孙烈臣不是要比自己跌了一辈？

　　孙烈臣豁达地笑说那就各亲各叫，最终于一凡成功地升辈。

　　这种意味，她和张汉卿都清楚，那是为自己和少帅的结合铺路，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姑侄同嫁的不利影响呢！这份感情，不知何以报答。

　　孙伏园在去年十月的一天因已被他编入《晨报副刊》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而反目，然后于一凡趁虚而入挖了墙角。否则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邵飘萍挖去《京报副刊》了。由此而见，这小妮子是预谋已久呢。

　　副刊的活力在于相对于报纸的独立性，因为主要委托外面人编的，如作家和学者之类的，民国在北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都是常客。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也是把它们当门面来考量，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

　　在后世则是摊平了，副刊是报社内部编，基本上已经没有独立性了，这样就造成了副刊内容的下降，无怪乎后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大陆报纸的副刊在上世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没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从报纸的总编辑到具体的副刊编辑本身的问题。”

　　本来孙伏园并不认同于一凡这样一个年轻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孩子办报纸的构想，但当知道于一凡的身份并得到她“绝不会使报纸受到行政的干扰、绝不会干涉他的日常运作”的保证后，他即欣然应命。

　　报纸本来就有监督政|府的社会责任，民国起多少报纸被关停过？有于一凡这个靠山，只要她始终如一，《时代快报》就一定能够办出特色，这是报人毕生的心愿。

　　而创立过北京《民立报》、做过《中华新报》总编辑的张季鸾因“善尽记者天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投入过监狱。当于一凡向他提出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聘请他时，以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这只是张汉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窃了他自己的创举，会不会跳起来骂娘？

　　不过那个时候的报人，还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气，像上海报业大王、陈布雷的前东家、《申报》总编辑及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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