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通常几家人共买一台拖拉机。忙时耕地，在闲时，有门路的人付点使用费，用拖拉机做些运输的买卖。这个收入，有时比种地还要多，现在已经有些人家专门买拖拉机用来运输，比种地过得都滋润。”
便有人不解地说：“放着好好的地不种，那土地不就荒了，太可惜了。”
东北人摇摇头：“荒不了！从去年开始，我们县已经开始试验土地集中耕作了。几十成百甚至上千亩土地连成一片，雇佣有经验的庄稼把式统一种植，小的叫农庄，大的叫农场，反正是那么个意思。都是用拖拉机耕种，比零星小户又省又快。
有些没有成年劳动力的人家、和一些腾不开人手的人家，都把名下土地承包给一些大的农庄以换取租金。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平白获得一笔地租，还能腾出手去做些别的事。我邻居老张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家的儿子媳妇都在城内务工，老张夫妻年纪大了，种不动地了，就把地租给农场，25亩地一年也有50块大洋的收益。”
有人插话说：“种田的不种田，非要务什么工，难道务工收入比种田还强吗？”
东北人看着他，一幅奇怪的样子，让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连想“我说错了什么了吗？”同车的另外有东北人也忍不住拉开了话茬子：“当然了！务工收入比种地强过好多！”
他草草算了这么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净收益4块，一家正常25亩，年入100元。可是城里一个工人月薪就有15块，省吃俭用总能落个10块以上。我们那儿年底增加一个月工资的过节费，还有过年的路费，算起来，夫妻两个务工的话，一年总有个两百多块，比一大家子种地的收入还多一倍以上。”
此话不虚。算起来，民国初一直到抗战前的二十年间，由于当时以银元计价，全国的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之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做北大教授，月薪150元；陈独秀更高，为300元，当时的200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想来如果两位是现代的教授的话，肯定不会兼职搞什么革命。
国宝季羡林大师，北大刚毕业在济南教中学国文，一周十节课还不当班主任，月薪160大洋。因此，人家去德国留学都是自费的，而且一去就十年。没办法，人家工资高啊。换作现在，我们教师拿十年工资去德国都不敢呆十天！
如果说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不能代表基层大众的话，那么用下面这些人的状况也可见一般：当兵的，六块半大洋每月；警察，七块大洋每月；警察局长，40块大洋每月，武汉纺织女工甚至月薪达30多元！
这些钱够干什么？看看《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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