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法治，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所谓具体，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无论职务有多大，只要犯了国法，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国法同样要兼顾。一句话，党员犯了法，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

　　所以，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而是由党的副书记“联系”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行管理，可以换成一个机构或组织。这个机构或组织，张汉卿选择了议会。

　　由于议会是完全体现了党的意图，所以各级法院、检察院向各级议会负责就很好，也不会偏离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议会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的，那么具体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监督任务的法院、检察院可以不受政|府主体制约地实现对政|府雇员实现法制监督，这才是真监督。否则，管理同级法院、检察院的政法委书记犯了事，作为下级，怎么去实现对上级的约束和监督？何况有很长一个阶段，政法委书记又是同级党的常委，决定着同级两院内很多党员干部的升迁命运？

　　按这个思路，后来形成了《中国人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中关于党员违反的处理原则，也是后来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奠基。它在东北法学界持续发酵，远在关内的同仁们也嗅到了余香。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于同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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