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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