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按罗隐本来的理念,他以诗言志,所做的诗词中就没少抨击过唐廷对于藩镇姑息养奸、嘲讽过唐廷败亡于权臣权宦......
何况如今自己即将卸任归隐,此后与朝中政斗再无干系,也不会让人非议他是为了争权夺势而抨击同僚,又因李天衢刻意相问,罗隐这才将心中的顾虑如实禀说个分明。
听罗隐继续禀说,李天衢时不时的点头,心中则思忖李振一肚子坏水,行事不择手段,而与他不和的朝臣也并非只有罗隐一个,对外暂无压力的情况下,按他阴毒又极为记仇的性情,掉过头来打算打压与其政见不合的同僚,也很有这个可能;
至于高郁有两大性格特征,第一是贪,第二是狂。按其原本的轨迹投从马殷建立楚国,却也会遭到不少属臣的嫉妒,尤其是马殷次子马希声对他更是忌恨。
可是在那种形势下,高郁却仍会发话说“吾事君王久矣,亟营西山,将老焉,犬子渐大,能昨人矣?”...直接辱骂自家主公的亲生骨肉,还是当时已经接手楚国大部分军政权势的马希声是狗崽子,结果被诬陷谋反,遭处死夷族...高郁本来的命途结局死得虽冤,但也有他自己作死的因由。否则南楚政权的继任者,又何必非要弄死他这个居功至伟的开国宿臣?
韦庄从政清肃,勤于职事,虽然他是尽忠职守,也的确把高郁给得罪狠了。而高郁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能够确定接掌君王之位的储君,他都不会放在眼里。当朝中有同僚触犯了他的利益,大概率高郁也将会伺机报复,进而意图扩大在朝堂中的话语权。
李振与高郁二人,按各自原本的命途,一个本来应该是梁国宿臣而也属于赵岩等佞臣打压的目标,直至后梁灭国而被李存勖论罪处死;另一个则是因为把楚国嗣君得罪得很了,而被诬陷谋反身死...可是他们如今却在魏国朝堂中掌握一定的权势,因为性情使然,本来权力斗争当中的受害者,也未尝不会成为加害者。
李天衢寻思罢了,也不住对罗隐叹言说道:
“也正如爱卿所言,以李振、高郁如今的确也有可能结党营私、打压异己,只是眼下他们尚还没有结党乱政的确凿实证。朕也知道,我朝开国宿臣立下汗马功劳,即便对我朝忠心耿耿,但是有些人也难免恃功自傲、得志骄狂......
姑念李振、高郁先前劳苦功高,朕也不会不教而诛,而须适当敲打一番。只是人心贪欲滋生,不是每个人都会像爱卿这般识进退、知分寸,而且不会被一朝把握的权势冲昏了头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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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罗隐告老致仕、交纳官诰,而移居至淮南军扬州治下安住。按李天衢旨意也仍享魏朝正二品高官的俸禄待遇,且按罗隐喜好分配田园府邸,也有本地衙署差拨仆役庄户,以保证他能够安享晚年。
因为按罗隐本来能取得的成就,他不止会是辅佐君王的能臣,同样也会是在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方面留名于中华史载传述的文人。
即便罗隐再以后的著作,或许不会如本来那般会让后人做出“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事部分中第”那般的评价...但是李天衢也很好奇,按照罗隐不同于原本命数的经历,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感慨,而又会留下什么样的作品传于后世。
毕竟李天衢自知除了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所要图谋的宏图霸业,中华文明再是博大精深,也要本着文化传承的理念,同样需要本着精益求情的想法尽可能的去发扬光大。
过后不久,吴越王钱镠通过来往使臣得知魏朝功勋重臣退隐的消息,也于周隐家乡故地杭州新城县(正史记载吴越国避梁朝朱温之父朱诚名讳而改名新登,后世杭州市富阳区下辖新登镇)修筑府邸,一来经李天衢通过来往使者暗示,而刻意向魏朝示好;
二来而是出自于钱镠本人的意愿,对于罗隐这等当世才名远播的名士,表达出自己敬贤礼士的态度。
而安顿过罗隐致仕归隐一事之后,李天衢这边也立刻做出准备,而要敲打李振、高郁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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