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身旁。
“查他的身份。”费舍尔厉声道。
有人将死人的钱包掏了出来，打开。
“威廉·Ｆ·克鲁格。生化工程师。”
“笨蛋！”费舍尔愤怒的说，“我们警告过他了。我们警告了所有姓克鲁格的人。好吧，叫警察来。”
那是约翰·斯特拉普的第六次谋杀。打点后事花费了不多不少五十万塞。此前的五次同样花了这么多钱。通常情况下，这笔钱一半给顶罪者，这当然是个彻底走投无路的人，斯特拉普事物所会以“暂时十性十十精十神错乱”为由为他在法庭上辩护；另外一半则用在被害者的继承人和后裔身上。迄今为止，已经有六位替罪者在大牢里日渐憔悴，服着二十年到五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家庭则因此获得了二十五万塞的财富。
在阿尔科豪华宾馆的套房十中，斯特拉普的工作人员们居丧的磋商着。
“六年六次，”费舍尔苦涩的说，“我们再也没法子瞒下去了。迟早会有什么人问起，为什么约翰·斯特拉普总是雇佣发疯的职员。”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提问者照样打发掉”红发秘书道“斯特拉普负得起。”
“他有的是钱，一个月谋杀一次都负得起。”那个仪表堂堂的替身喃喃道。
“不。”费舍尔断然摇头，“我们现在还能打点，但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该怎么办？”
“斯特拉朴到底出了什么见鬼的事情？”壮汉之一问。
“谁知道！”费舍尔恼怒地大叫，“他得了克鲁格偏执症。遇到一个叫克鲁格的男人——任何一个叫克鲁格的男人——他就尖十叫。他诅咒。他谋杀。别问我为什么。和埋葬在他过去的什么事情有关。”
“你有没有问过他？”
“怎么可能？就象得癫痫病，发作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
“把他带去找心理分析师看看。”替身建议。
“免谈。”
“为什么？”
“你是新人，”费舍尔说，“你不明白。”
“那就让我明白。”
“那我打个比方。上溯到20世纪，人们玩纸牌的时候用五十二张一副的纸牌。那是个简单的时代。今天的一切都复杂多了，我们在玩五千二百张一副的纸牌。明白了？”
“我能跟上。”
“一个人的头脑可以计算五十二张纸牌，他可以就总体情况做出决定。在２０世纪他们轻易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没有一个头脑能够应付五千二百张纸牌，除了斯特拉普的脑袋。”
“我们有电脑。”
“电脑有它的局限十性十。你还要同时考虑玩牌的人，他们的好恶、动机、倾向、期望等等。把这些斯特拉普称之为‘微妙差别’的因素统统考虑在内时，电脑便无法与斯特拉普相比了。斯特拉普是独一无二的，而心理分析师则有可能破坏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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