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以下百姓之事,并将此计入郡县长吏的岁考,若有欺压百姓过甚者,当奏请免职。此外,州刺史及郡监察从事亦可引为助力。”
这是灵帝与刘辩决定改变的一点,何必事后抽查,当场检查就完事了。
侍御史按制共有一十五名,即便缺了一两个,也够大汉十三个州用的了。
作为御史台的弹劾主力,侍御史或许不知道怎么样说话好听,但他们只要能做到称职,便一定知道怎么样说话才难听。
这些负责谏言的侍御史只要年纪不算太大,大都前途似锦。
没有锦衣卫可用,此时的宦官也一定要排除在外。
刘辩觉得侍御史毕竟还有一张能喷人的嘴和一颗想喷人的心。
当然,也未必全用侍御史,有合适的谏议大夫、议郎,也未尝不可用。
刘辩就打算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将最初教他诗书经义的议郎梁鹄也放出去巡察一州。
如果梁鹄能在此行中有所作为,他身上天然带着刘辩的标签,未尝不可重用。
即便有了一个应对方案,袁隗依旧反对,义正言辞地谏言道:“今郡国上计,其田亩、人口皆是依据郡国现状而定,妄自增加,与摊派何异?”
司空樊陵当初只当了一个多月的太尉,深以为耻,他很清楚当初弹劾他的人里绝对少不了袁隗和他的袁氏故吏,心想,你袁隗不也没当上太尉吗!
他出言讽刺道:“袁太常的公心我是看到了。可如今国库空虚,若是缺乏俸禄,斗食小吏无力养家。听说汝南袁氏家资丰厚,袁太常自然不会在意二千石的这点俸禄,然斗食小吏只怕要无法过年了。太常既然不愿意增加租税,可有什么帮助斗食小吏过年的好主意?”
袁隗马上同樊陵争论起来,又被丁宫叫停。
余下又有几位九卿和御史中丞韩馥发表了反对意见。
但皇帝不为所动。
唯有大司农袁滂、宗正刘焉、尚书令卢植、光禄大夫周忠未发一言。
其中唯有卢植,最先知道这事一定和刘辩脱不开关系,在第一时间思考起了事情的可行性。
按照汉家制度,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三公通而论之。国有过事,三公通谏争之。
换句话说,皇帝有诏,唯有三公联合才能通过抗辩阻止诏令的发布。
即便太尉马日磾在,也愿意抗辩,但无论是丁宫还是樊陵都亲近宦官,怎么看都不像是敢于抗辩的样子。
曾经灵帝想要修宫殿但没钱,干脆诏令天下郡国,每亩田增收田租十钱。
此等诏令都能通过,更别说现在这个了。
只要皇帝坚持己见,此事的通过已成必然。当然,具体地方怎么施行,就是另一回事了。
历史上,刘焉在掌控益州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削弱豪族的影响力。他本身作为宗亲,对于地方的情况一清二楚。
而且,他依然有外任地方的想法,州牧不成,寻个合适的郡国当个太守国相也好啊。所以,愿意在此时支持皇帝的决定。
周忠扬州庐江人,新官上任,其父周景曾为三公之太尉,三公也是周忠的目标,是以唯谨言慎行而已。
卢植在思虑之后,第一个开口道:“陛下,各郡国较去年租税的增加额度,须得慎重,若是过甚,百姓定会苦之。如此,岂非与此策初衷相悖?”
皇帝点头:“卿此言方为善。”
卢植开口后,袁滂则向皇帝请求去大司农处调取去年的各郡国租税记录。
议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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