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比较偏好某些遗传基因。大脑的进化程度赶不上我们的生活，麦奎尔与特罗西称其为“基因落后假说”。现代生活的重担显然与我们大脑的进化相冲突。因此，忧郁症可能是我们在做我们进化程度所不能及之事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物，在天性上要活在五十至七十个同类的群体中，”进化心理学的领导者伦道夫·内斯说：“它们要是活在几十亿个同类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很难过。但谁知道呢？或许它们的饮食，它们的活动率，它们的家庭结构、交配模式和性活动会改变，或许睡眠，或许必须面临死亡成为自身意识，也许都不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补充说：“过去都没有这种焦虑的刺激。以前你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能掌握一个地方。现代社会是令人焦虑的社会。”进化论创造出一种模型，认为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反应有其用途；现代生活造成这些反应，这一堆症状在许多环境中没有用处。忧郁的发生频率在狩猎与采集或单纯农业社会中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而在变迁中的社会中更高。这印证了麦奎尔与特罗西的假说。现代社会生活中要面对的困境成千上百，比传统社会多得多。不学习应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适应这些困境。在所有困境中，最麻烦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在大自然里，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酷的境地，随时都在生死关头。除了持续不断的饥饿外，它们没有长期的压力。野生动物不必干烦人的差事，不用强迫自己冷静地与人交际，年复一年地与讨厌的人在一起，不必为小孩的监护权打官司。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

　　或许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压力，其主要源头并非这些显而易见的折磨，而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数不清的、无参考根据的抉择构成。曾于1961年发表著作《人性的变化》的荷兰心理学家范丹伯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动机系统，每个时代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与伦敦是事实，但到二十世纪中期就不再正确，到了其他国也不适用。范丹伯认为在现代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知情的抉择。他谈到专业的障蔽性，专业不断地多样化，造成一长串令人费解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个人领域也一样。十九世纪之前，一个人的社会选择有限。除非是好冒险的人或是异教徒，否则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他们被稳固的阶级结构束缚。什罗普郡的佃农可娶的对象很少：他只能从门当户对的适龄女子中挑选。或许他无法迎娶心中的真爱，必须选择另一个人，但至少他已检视了可挑选的对象，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眼前在做什么。上流人士占据的世界相对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但其中的人数不多。他们也有机会认识所有他们可联姻的对象，也清楚可选择的范围。并不是说跨阶级的婚姻关系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人不会迁移，但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刻意反对这类事情。机会有限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形成一套大多数人都可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人是透过内心自省，形成自己的接受标准，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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