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趋势可明显从这些故事中看出。“假设，”我说：“我们要是可以整合这些证据，那么所有充满偏见、漏洞百出的资讯和派系争斗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我们说，为贫困的忧郁症族群提供充足的心理卫生医疗有许多优点，对美国经济、对退伍军人管理处、对社会——因忧郁症未获治疗而蒙受重大损失的纳税人，和这项投资的受益者，也就是活在痛苦中的人——都有好处。那么，难道不应该进行这项改革？”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只因为在经济利益与人道主义方面的好处，而要求更积极的改变，”多明尼西说：“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答案是：不行。”有四项因素阻碍联邦照顾贫困者的计划。第一项，也是最难解决的一项，是全国预算的结构。“我们现在是每项计划有它自己的经费，”多明尼西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你所提的计划是否需要增加专款，而不是考虑它能为国库省多少钱。”你不能马上减少其他经费；不能因为要支付新的心理卫生服务经费而在一年之内削减掉监狱与社会福利的经费，因为这项服务的经济效益累积很慢。“我们评估医疗服务输送系统，并不单以支出为依据，”多明尼西证实了这点。第二项因素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对指导医疗业并不热衷。“那就变成了命令，”多明尼西说：“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项立法，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赞成对州政府、保险公司和任何人下命令。”《联邦法》中的《麦卡伦·佛格森法》，把健康保险的管理工作留给州政府负责。第三项因素是，如果你的政见只锁定在改善长远的社会基础设施，而不是提出选民立即可见到结果的炫目政见，相对来说你不容易当选。第四项因素，以威尔斯顿议员遗憾又讥讽的话来说：“我们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民主制度里。议员捍卫的是选民关心的事。患忧郁症的穷人在投票日那天是蒙着头躲在家里的床上——这表示他们在这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贫困的忧郁症患者不是你愿意赋予权利的团体。”

　　和彻底失去权力的族群相处之后，再与位高权重者相处，内心感受会很复杂。对国会议员进行访谈之后，我内心激动的程度并不下于与贫困忧郁症患者的访谈。《心理卫生平等法》是跨党派的议题，以多明尼西的说法，共和党和民主党“争相表现对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关爱”。国会一致赞成投入比预算更多的经费给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批准了八亿一千万美元的经费；约翰·波特议员是预算评审委员会中的主席，已连续当选十一届，还全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国会在他的领导下，把经费提高到八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在2000年的行政事件中，国会将“社区健康服务整笔拨款”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达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总统要求总统办公室为找工作的精神障碍患者保留职位。“如果我们要成为温情保守主义者（美国共和党在2000年总统大选喊出的口号），”露凯玛说：“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每项重大的心理卫生议案，都可以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

　　议员背后的故事

　　在国会中为精神障碍者争取权益的议员，多半有自己的故事，促使他们进入会场挺身直言。雷德议员的父亲死于自杀、多明尼西议员有个得了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威尔斯顿议员有个精神分裂的兄弟、里沃丝议员有严重躁郁症、露凯玛议员和一位精神科医师结缡五十年、鲍布·威斯议员大学时，曾在暑期到精神病房进行公共服务，与精神障碍者结缘。“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威尔斯顿说：“我希望我个人能通过对伦理的研究和反思了解这个议题。但对许多人来说，精神障碍问题依然十分抽象，只有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亲身遭遇这个问题，才能感受到它的紧迫性。我们需要用教育来为立法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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